最终库利断言，权利先于权力并产生权力，一个事物获得权力是由于它对我们的良知具有吸引力。
[25]从上述文字中对最高法院的份量可窥一斑。胡康生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前文述及 1984 年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将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干部，由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这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种安排意在使法官在产生之后能具有不受制于派别、利益集团、社群之外，以超越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等冲突的观念之外的真正的洞见、智识来行使职务。[50]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183 页。[49]在非观念的经验世界中，不管是使用司法与政治还是政治与司法或者司法中的政治、政治中的司法，所意欲表达的都是同一意向，如前述无论美国联邦法官的产生还是中国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18]对从事法律工作具体应作何理解？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从事法律工作进行了答复：‘从事法律工作是指：从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工作。
再次，中共中央下管两级干部时代，在省一级干部使用上，出于统战等政治因素，可以任用并非完全为中央信用的干部，但由于地、厅一级干部也为中央任用，那么可以以小制大。[6]《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四个文件的通知》（1983 年 10 月 5 日），附二：《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11]参见德国的《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第3a条。
个人数据信息的利用，一方面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追求数据信息中的商业价值的第三方的威胁。[41]BGHZ 143，214, 223.[42]BGHZ 169, 340, 344。个人数据，指自然人[5]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统一编号、护照号码、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联络方式、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之数据，[6]是指与自然人相关联的，具有个体特征的信息片段。另一种声音可能也会来自出于宪法基本权利的救济和程序上的考虑，从而得出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不宜上升到宪法基本权利高度加以保护的结论。
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的强化与现代信息社会具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具体来说，网络对用户信息内容收集，经过后台工作人员将其数字化，然后再放到服务器上，供其他用户浏览。
[50]但是宪法上人格权的创设，是基本权利日臻完善，更能维护人格尊严、促进人格发展，强化基本权利的价值秩序，并对私法上人格权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用。[28]如果数据不涉及私人领域或隐私领域，这也同样适用。[13]隐私权是个集合概念的说法，使得近年来它的内容不断扩充，逐步承担起类似于德国法中一般人格权的功能。[61]赵宏：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及其问题，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任何互联网的使用者，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任何一个鼠标点击，都在数据库中留下痕迹，对这些数据的处理蕴藏着精神利益，更重要的还有商业价值。【摘要】体现个人人格的肖像、个性表达和言论、个人数据信息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人内心层面的心理和情感的过程。将这一理论适用在宪法基本权利侵害的案件中，可能帮助会比较大，因为在考察宪法诉愿是否可以被支持时，法官要检验的是保护范围（Schutzbereich）、对基本权利的侵害（Eingriff）和宪法上的阻却违法的事由（verfassun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可见保护范围的确定，对法官来说非常重要。这成为德国个人资料保护法发展的里程碑。
[30]四、美国法上的个人信息隐私（informational privacy）美国法将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隐私权保护的特殊领域，189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路易斯·布兰迪斯和塞教授当年在发表关于隐私权的论文中指出对于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保护，除了生存的权利，已经越来越意味着其和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他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人分享。[36]参见Prosser教授总结的隐私权4类主要案件的第4项。
（二）个人数据信息的私法保护由理论界发展起来，并经法院确认的领域理论是基于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的人格利益被分划为不同的领域的理论，即个人领域（Individualsphare） ,私人领域（Privatsphare）和私密领域（Intimsphare），并相应地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39]而且对名人来说，姓名和肖像被用于广告目的，例如封面或者写真的拍摄，本身目的就是为了公开和商业利益，并不会损害其隐私，而这些权利具有转让的必要性。
[45]Whalen v. Roe,429 U. S.589, 1977.[46]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元照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私人领域（Privatsphare）是指个人生活的住宅空间和家人的关系。又如，传统经济活动中不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如姓名、年龄等也逐渐加入到网络隐私权客体范围中，还衍生出一些新兴的个人数据信息的隐私权，如电子邮件、域名、用户名、统一资源定位符（URL）、密码、网际网络通讯协议地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IP地址）等。由于计算机数据处理的便利，使国家、企业或个人能够迅速地搜集、储存、传送有关个人的各种数据，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或呈现，可以用来预测个人的行为模式、政治态度、消费习惯，而作为一种资源或商品加以利用。[35]2. The right of publicity（公开权，或称商品化权）在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中，肖像权在性质上，既是独立的人格权也是隐私权的一个环节。普通法院的任务主要是保护人格权不受其他私人的侵害，以侵权行为法为其规范机制。
另外，安全请求权还赋予当事人在个人信息自主权遭到侵害时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请求权的应有之义。德国法上的人格权概念，最初并没有以成文法的方式明文规定下来，民法典起草者们十分信任习俗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调控作用。
[1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承认了基本权利的直接的第三人效力，这些判决的意义在于国家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保护义务。总结来说，美国在联邦法律方面，目前没有设定隐私保护最低要求的综合性法律，而是采取个别立法保护方式。
所以如果公权力为了对公民住宅进行监视而操纵位于住宅内的私人的电脑和互联网，则构成对私人住宅的侵犯。从信息自决权中还可以产生出公开自己肖像的肖像权。
尽管美国和德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也显现出保护的法律领域上一致的趋势：具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侵权法民事权利的双重属性。全部的比较法的方法论是功能性的。这里要指出的是，我国宪法中有关于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39条）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第40条），这两项具体基本权利的规定，并不能涵盖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的全部内容和所应提供的全部保护措施。但是，如上文所言，在网络环境下个人隐私信息也像商业秘密一样越来越具备了商业价值，甚至如有学者所言，在网络世界里，个人数据就是个人的商业秘密。
若个人无法确信、无法掌控在某些特定社会领域中与其相关的信息被公开。同样的，宪法也保护私人住宅不受侵犯，国家不得干涉和侵犯公民的生活空间。
最后还想提及一下体系外的手段：借助个人数据保护技术。这种声音可能来自于英美法学者，也可能来自大陆法的信奉者。
而且，不经过细致的工作，很难武断地说以美国法为代表的将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作为隐私权内容的新发展差别在任何方面大于法系内部的差别。[12]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作为人格权的新领域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如果说早已刻在法学研究者脑子中的那几条侵权法高度抽象、试图解决所有问题的构成要件在事实上（幸运的话）还在发挥作用的话，那么除此之外，说得绝对一点，所有的个人数据保护侵权的法律都是判例法。
提出的原始问题也只能是：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的保护功能和价值是如何被实现的？并且，打破因为接受德国法抑或是英美法较多而形成的思维习惯和框架，必要时也包括法学学科以外的观察，当然体系外的研究永远是第二性的，但由于个人信息保护这个课题开放性和变动性极大，对技术学科依赖明显，所以对它的比较法研究，需要靠判断力、常识甚至灵感。[54]这种理论导出的另一结果在于：它使基本权所代表的宪法秩序与其他法秩序之间的区别被淡化，基本权利渗透到整体的法律秩序，并获得法的普遍适用。据此，收集当事人个人信息应告知目的和涉及事项，并取得当事人同意。BGH NJW 1996，984.[43]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 S. 497．1965.[44]同注7引文，第218页。
《人口普查法》案被德国国内学者和法院，外国的比较法学者反复参引，这个案件对德国之后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对私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当然也不乏消极一面，即基本权利受到法律保留的限制，即对信息自决权的限制必须通过法律或者得到法律授权，而该法律或者授权必须明确清楚地界定在特别领域对个人数据使用的目的和范围。这是宪法法院对因科技发展带来的特殊侵权形式的威胁，即对公民个人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而使公民人格权受到侵害所作出的回应。
齐爱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第3条，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51]李建良：基本权利与国家保护义务．载《宪法理论与实践》，学林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67页。
[37]122 Ga 190, 1905.[38]同注15引文，第48页。1980年保护新闻隐私的《隐私权保护法》。
